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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毛泽东一样,学学逻辑学

    信息发布者:A15038679762
    2017-09-22 09:41:03   转载

    像毛泽东一样,学学逻辑学 


    导读

    逻辑没那么神秘。我们一生几十上百年,天天都在用它。


    最常用的一个逻辑,就是三段论。三段论是什么?可能你考完试就忘掉了。但如果给你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关于“为什么你会死”——呢?


    大前提:所有人都会死。


    小前提:你是人。


    结论:你会死!


    这样,逻辑就非常清楚了……


    世界上第一部逻辑学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书里的例子,只是把那个会死的你,换成了苏格拉底。当然,神探福尔摩斯、波洛和李昌钰用来论证犯罪轨迹的逻辑,会比这复杂很多很多。


    中国原本没有“逻辑学”这个学科,也没有三段论这样的公式。逻辑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门类传入中国,并后来发扬光大,其中还有毛泽东的很大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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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回忆,1912年,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学习期间,读过一本“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a book on ethics by John Stuart Mill)。


    这里应是当时的翻译把中文的“论理学”Logic)误听为“伦理学”ethics)了,这两个名词的英文差别是很大的。事实上在那时,穆勒著作的中译本,有《穆勒名学》这样一本“论理学”著作,并没有“伦理学”著作。“论理学”、“名学”,都是“逻辑学”译成中文后的曾用名。直接音译为“逻辑”,是章士钊首倡的。1917年,他出版了《逻辑指要》一书。


    青年毛泽东读了《穆勒名学》之后,学以致用,养成了从逻辑学角度反思自己是否存在“论理上的错误”的习惯。


    毛泽东之后再读逻辑学,已是20多年后的延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哲学书。当时的苏联哲学界,是将形式论理学看作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


    毛泽东多次读过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西洛可夫、艾森宝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李达、艾森宝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毛泽东也一度受到影响。


    在毛泽东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和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到了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在毛泽东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之后只用了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


    毛泽东为什么会觉得这本书“颇为新鲜”呢?它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将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而形式逻辑则被当做逻辑术,属于逻辑学的技术部分。它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这个新见解,在中国逻辑学史上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价值。


    后来毛泽东再看自己的《矛盾论》,感到“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需修改”,所以正式发表时,论形式逻辑的那一节就全部删去了。


    毛泽东更深入地阅读研讨,乃至于大力推广普及逻辑学,还是到了建国以后了。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批注


    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诸问题》中的部分批画


    1956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对形式逻辑提出了新见解:


    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


    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


    它既可以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以为形而上学服务;


    它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


    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的探索和新见解。周谷城向毛泽东诉苦:“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安慰他,人民大学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与你相同。之后毛泽东还将王方名教授的相关刊物寄给周谷城。王方名,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父亲。

    据《毛泽东年谱》中记载:


    1956年4月11日上午10时,同周谷城谈话。11点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冯友兰、周谷城、郑昕、金岳霖、贺麟、费孝通、王方名等座谈逻辑学问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参加。


    参会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哲学领域专家。会上,毛泽东介绍周谷城与王方名认识,鼓励他们共同探讨相关学术观点。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读逻辑学的兴趣十分浓厚,大力号召“干部要学点逻辑”,并强调写文章和文件要合乎逻辑要求。


    他说:“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还称赞姜椿芳等编辑的六卷《逻辑学论文集》。


    周谷城回忆,毛泽东生前有意把中国近代逻辑论著汇编成一部丛书,并表示他愿为这部丛书写篇序文。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著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严复译的《名学浅说》和《穆勒名学》,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


    章士钊的旧著《逻辑指要》,1943年曾再版于重庆,1961年经修订由三联书店出版。关于该书再版的由来,章士钊回忆:


    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踌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可乎?”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



    《逻辑指要》一书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论证了“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驳斥了所谓中国无逻辑的偏见。后来,毛泽东不仅详细阅读了该书,还亲自修改了该书的重印说明。



    一提起金岳霖,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他终身未娶,痴恋林徽因的轶事,但他最重要的事迹,其实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是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有一次开政协会,毛泽东走到金岳霖跟前,拉着他的手说:希望能写本逻辑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于是,60年代初,在金岳霖带领下,几位逻辑工作者前后奋战凡3年,编著了《逻辑通俗读本》一书。此书几年间就出了5版,印了8次,还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全国出现了一股学习逻辑的热潮。


    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又提出“中学生学点逻辑”。各地中学后来也开始讲授逻辑基础知识,至今在中学语文科目中也包含着逻辑知识的内容。关于怎么学逻辑,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见解,就是要在用中学。他说:“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在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



    1965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


    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管前提的思想内容,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哪个阶级掌握了它,都可以为我所用。因此他强调:“形式逻辑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是的,人人都要学一点逻辑的道理,在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


    今天,社会思潮如此纷繁复杂,当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你相信哪一个?你选择哪一个?事实上,我们都有体会:当我们内心倾向于相信某一个观点时,往往很可能只去找正面证据,来强化对它的论证。而这,其实是不合逻辑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


    怎么办?就是毛泽东说的,“大家都要学一点逻辑”。像毛泽东一样,多学一点逻辑学知识,你不仅可以知道你为什么会死的道理,还能在面对千人万事而无从判断和选择的时候,更能透彻地辨析这样的问题——


    “我以为我以为的是否就是我以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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