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思想，对党的代表大会成功召开至关重要 

习近平在 2017年 7月 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

这就要求全党上下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回顾历史，中共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召开的意义特别重大的一次代表大会，被称为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之所以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七大在全党范围内统一了对党的历史问题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实现了党在思想上高度的集中统一，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在七大前后统一思想的复杂历程表明，实现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实属不易，实现思想统一对中国革命、对党的建设至关重要。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中共七大在统一全党思想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党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延安整风前后党内统一思想经历的斗争

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党内产生了思想分歧，导致出现了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由于党自身的不成熟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局势下无法对中国革命的状况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使“左”倾错误三度统治党的中央领导机关，造成了党在思想上的严重混乱。

（一）思想分歧的历史过程及问题聚焦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内普遍存在对国民党的愤恨和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情绪，“左”比右好、怕右不怕“左”的思想倾向在党内滋长起来。

1927年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的观点，否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事实，提出发动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大范围暴动的总策略。尽管党很快纠正了这种“左”倾盲动倾向，但并未从根本上对“左”倾思想进行及时清理。

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使以冒险主义为突出表现的“左”倾思想占据了党中央。这次“左”倾思想夸大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阶段性，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

尽管第二次“左”倾错误思想在三个月后得到了及时纠正，但同样没有根本清除“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反而被王明等人利用，将党内思想引入更加“左”的方向。在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王明等人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教条地套用共产国际的观点，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

从这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左”倾错误背后的思想分歧主要在中国革命性质、发展形势、革命道路和力量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由于其持续时间比较长，欺骗性比较强，因而在党内造成的思想混乱更为严重。

第三次“左”倾错误，一是对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错误认识，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要求工人群众积极开展罢工罢业和集会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命令红军进行大规模作战，反对游击战。六届五中全会更是混淆了中国革命的阶段性，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作一步，认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二是错误估计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明等人没有意识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现实，仍然认为“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依然坚持同时“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各派国民党”的任务，甚至提出了“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严重脱离了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现实需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党中央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将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上层爱国分子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将中间派看作最危险的敌人。

（二）思想分歧的原因

首先是党自身的原因。党成立后就立刻投入到中国革命的事业中，但由于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成熟的地方。“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将国外革命成功经验神圣化、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在组织上，党的中央领导人也表现出不成熟的一面，“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这些党的领导人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方面没有表现出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的能力素质。加上许多新加入党组织的党员思想上入党不彻底，“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加深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矛盾，引起了思想领域的混乱和分歧。

其次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要求中国革命必须从认清国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可以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革命相关问题的认识上带有明显的共产国际印记。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作出了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这就导致中国共产党内部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上出现分歧。

另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及其依附力量等各种势力犬牙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导致思想文化等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盛行，也难免会给党员的思想带来冲击，影响党在思想上的集中统一。

二、中共七大统一思想的历史经验

延安整风为中共七大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中共七大为全党在认识党的历史和分歧问题上提供了政治依据和基本方法，统一了全党对建党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中共七大以后，党的革命事业发展和自身建设的成效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全党思想统一显示了其关键性的意义。思想统一既夯实了党的代表大会成功召开的基础，又提供了取得新的胜利的保证。党的思想统一过程艰辛而不易，其历史经验十分宝贵。

第一，以科学的形式统一全党思想、端正思想路线。

延安整风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作为中共七大筹备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开辟了通过集中学习教育进行整党整风的科学形式。以集中学习教育的形式统一全党思想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集中学习，二是要有充分的学习教育材料和明确的教育目的。在这两个方面，延安整风的做法堪称典范。

延安整风分为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和全党范围内普遍整风两个阶段，尽管两个阶段针对的对象不同，但都是在一定时期内进行集中学习教育活动，而且学习教育的材料充分且具有针对性。例如整风过程中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等党的文件。中共七大召开过程中还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集中学习，使全党上下对党的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和中国革命诸多关键问题有了统一认识。

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党在思想方法、作风和学风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能够从思想上清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这些形式有效地保证了全党范围内的思想统一。

以党章的形式确立党的指导思想，发挥党章统领全党思想的作用，是中共七大在统一思想方面的又一重要经验。党章作为党的最高的行为规范，是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约束力。以党章的形式确立党的指导思想，能够确保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和统一意志，保持全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上的高度一致。

中共七大审议通过的党章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以党章形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不仅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而且开创了以党章形式统领全党思想，实现指导思想集中统一的全新形式。

第二，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思考的问题之一。在党成立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不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由此不免有思想准备不够和党员理论素养偏低的不足，以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出现错误的认知和倾向。

例如在 20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国外革命成功经验绝对化的倾向。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对待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遇事就“拿本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判了这种“唯书”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中共七大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党树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其形成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审视中国国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中国革命。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说明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倾向，树立了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是要坚持，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实践的学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素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二是要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创新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第三，开展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弄清是非，化解党内矛盾。

开展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就点明了在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必要性。

一方面，党的创立初期，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充斥着思想文化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党员的思想，在党内造成思想的不统一；在党的早期党员中，有些党员是由信奉其他思想或主义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带有其他思想或主义的残余，使全党在思想上难以集中统一。

另一方面，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强调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正确的必要的党内思想斗争是统一党的思想，加强党内团结，促进革命发展的需要。

中共七大之所以能够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的集中统一，关键就在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方式，积极发扬党内民主，使党内是非问题和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

中共七大以前，党多次因为不恰当的党内思想斗争而使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组织上严重的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的革命事业和自身建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例如，在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的处理中采取严厉的打击政策，对萧劲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进行无情打击，造成了冤假错案。这种“不讲究适当、不讲分寸、不讲究适可而止”的思想斗争方式不可能使党在思想上达到真正的团结统一。

反观中共七大，摒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式，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党内民主和正确的党内斗争促进党的团结，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时指出的那样，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第四，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争取犯错误的同志。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党在总结历次党内思想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党经历的多次党内思想斗争中，对犯错误同志的处理采取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这不仅伤害了犯错误同志对党和革命的热情，而且还造成了党和革命力量的削弱。

鉴于此，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阐述了方针的具体内涵：“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相适应，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团结犯错误同志、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

在具体实践中，党将这一方针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一公式正确处理了团结与批评的关系，在团结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明辨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

在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中央委员会要不要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的问题指出，“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不应当“一掌推开”。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仍包括博古、王明等犯过错误的人，充分体现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共七大坚持以团结为目的，既科学处理党内矛盾，明确了党内问题的是非曲直，又照顾了犯过错误的同志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热情。

实践表明，犯过错误的同志在这一方针的指导教育下，绝大多数能够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身错误，继续为党和革命事业作出有益贡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有效运用，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

三、中共七大实现思想统一的现实启示

中共七大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代表大会。总结回顾中共七大在统一思想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统一思想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前提条件。

思想上的统一能够增强党中央的领导力、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是树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因此，坚持党的思想领导，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统一，是巩固党的团结，树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础和前提。

遵义会议之后，党在军事、政治、组织方面的错误路线得到了及时的纠正，但在思想方面的错误根源一直没有得到清除。虽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使党在思想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但是思想建党、集中统一全党思想的任务仍未完成。

通过延安整风，中共七大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式形成。至此，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实现了高度的集中统一。

党的十八大指出：“党的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因此“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申，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以及全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定位党中央权威，足以说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维护党的思想统一，有助于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

统一思想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前提条件，它一方面可以使全体党员和党组织在政治上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服从党中央的领导，防止思想上分散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错误倾向的侵蚀。

另一方面，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维护党的思想统一，有助于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保证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广大党员干部和地方党组织在行动上令行禁止，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杜绝“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选择性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阳奉阴违、先斩后奏，甚至违背中央精神、对抗中央等行为的发生。

第二，统一思想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统一思想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这是总结中共七大历史经验得到的一条重要启示。回顾从党的成立到中共七大召开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党的思想不统一时，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就会遭遇挫折，而当党的思想处于集中统一状态时，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就会不断取得胜利。

中共七大以前，党经历的数次“左”倾错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党员的思想造成的冲击，以及部分党员在入党后思想上还留有其他主义的残余，没有从思想上完全入党等状况，造成了党在思想领域的混乱和不统一。特别是“左”倾错误在党中央长期占统治地位，使党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作出准确判断和指导，致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

延安整风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思想实现了高度的集中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统一了全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蓝图，使全党上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景达成统一认识，保证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统一思想之所以能够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就在于统一思想能够进一步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实现党的思想统一对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至关重要。党的发展历史表明，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越是要加强党在思想上的集中统一，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

反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和东欧的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无法集中统一，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因而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不断流失，使执政党的执政权力受到严重侵蚀甚至丧失殆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领导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上下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将党的指导思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之下，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夯实思想基础。

第三，统一思想对于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党内生活必须“政治化、科学化”，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自觉。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长期占统治地位，致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长期存在，使党内的政治生活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追根究底，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的主要原因，是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造成了党内思想的不统一，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的错误分析和判断，使党在认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上产生了分歧。由于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内指导思想长期得不到统一，家长制、一言堂等封建残余更是加剧了党内思想领域的混乱。

延安整风使全党上下在党的历史和重大是非问题上逐步取得共识，清算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党内政治生活逐步科学化、正常化。党的七大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之下，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

毛泽东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些优良作风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对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起到了良好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党中央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党内政治生活规范的过程中，思想统一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党的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内政治生活存在一些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相适应的现象。例如，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形式化、平淡化、随意化、娱乐化、庸俗化；纪律观念松懈、规矩意识淡薄、拉关系、搞团团伙伙等违背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和原则的表现时有发生，等等。

在思想认识上对为什么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是什么、应该怎么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以哪些原则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等基本问题认识不清楚，是上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党中央在时隔 36年后重新修订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放到新形势下加以深刻认识，形成对上述基本问题的统一认识和要求，凝聚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共识，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统一思想对于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统一思想必须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原则。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列宁认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团结，但这并不排斥相互之间的批评，因为没有批评就无法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无法相互了解，也就谈不上团结。

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优良作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指出，房子需要经常打扫，不打扫就会积满灰尘，脸也需要经常洗，不洗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因此，必须要打扫和洗涤，这种打扫和洗涤，就是要在党内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还就陕北根据地处理地方问题的缺点，以及“抢救运动”中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博古就自己 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自我检讨，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除此之外，与会的代表就各自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当时的《解放日报》报道：“大会的三项报告均由代表团小组、代表团与全体大会充分讨论，提出对于报告内容及党的实际工作的各种意见，发言的同志并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进行各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甚至因病不能出席者也写了书面的意见，因此使党内的意见达到空前的一致。”

由此可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实现党内思想的高度集中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发挥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加强党内思想统一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要明确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和意义。唯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才能清除党在思想和工作上的灰尘，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促进和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以党性为原则，以团结为目的，灵活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斗争促团结。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排除异己，不是毫无原则的斗争和批评，而是在团结的基础上，以对党负责的态度直面和正视党内存在的不足和缺点，敢于批评他人，解剖自我。

此外，领导干部要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应当敢于自我批评，“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能清除党在思想工作方面的“灰尘”，又能形成敢于批评他人，解剖自己的活泼气氛。可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实现党内思想统一的锐利武器。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5期。作者许振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